前不久，一家以某种“神话鸟”命名的香港电视台播放了一套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记录片。片中叙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如何打开门户向外国学习的历程。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是片中列明中国向外学习的国家，都是欧、美、日等国，甚至一些现在早已经不存在的东欧共产国家，但是欠缺了邓小平访问过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邓小平曾明言说过要学习的新加坡。

　　记录片主要说明了改革之初，中国需要的是一些重型工业的投资和技术输入，例如炼钢，汽车制造等，这些当然是新加坡所无法提供的。以此推论，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有限，自然也就言之成理，因此我还以为自己受了本国言过其实政治宣传的误导，甚至还将此问题请教一个当时事评论员的朋友。

　　3月30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篇名为《邓小平说借鉴新加坡只是客套话？》文章中的一段文字，终于为我解开了谜团：

　　中国和新加坡学术界围绕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种观点颇引人注目，就是认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向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是一句客套话。
　　如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曾说，中国方面一直以来便心存同胞情，宽待李光耀，不但礼遇有加，而且恭维有加，常称要学习“新加坡经验”，李光耀也常信以为真，经常向中国官员推销“新加坡经验”。中国官方的客气，宠坏了新加坡人。
　　“新加坡文献馆”网站中的文章《甭再提邓小平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明确指出，邓小平的一句客套话，不应该沦为政治工具持续的被利用来肯定新加坡模式，“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美言只不过是一句客套话，更没有必要30年不变的炒作”。

　　在沙斯病毒肆虐的时期，该神话鸟电视台的首席评论员曾访谈了丢官前的卫生部长，并在访谈后的点评中附和该卫生部长的言论，即死于沙斯病毒的人数，比不上中国死于车祸的人数，因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当时我气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跟太太说要马上停掉这一家电视台，并要写信去complain，当然之后不了了之。可是一名首席评论员，如果可以人云亦云，把沙斯传染病和车祸相提并论，可见此人对人命的尊重到何种程度，其言论品味的高低，也是一叶知秋。

　　平心而论，邓小平说借鉴新加坡是不是客套话，who cares？邓小平死了，即使他健在也不一定会出来澄清。借古人讽今或借古人改今或借古人乱今一向都是某些心术不正的中国人所最擅长的。不然怎么一出《海瑞罢官》的戏就能搞出一场文化大革命？当事人的另一方李资政虽然还健在，但是他和中国人打交道态度多是一贯严谨而谦虚，从来不会摆出一副盛气凌人或教训人的样子。因此把他无端置放于这个议题的另一方，把他描绘成一个无知的人，也是不够厚道的。

　　在差不多同一段时间，新加坡的中国大使馆举办了一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展览会。李资政还受邀出席了展览会。这也许是中国政府的真正立场。

　　但是从一部记录片和首席评论员的言论来自同一只神话鸟这个现象，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一、某些华人区域的电视媒体为了市场，迎合大陆庸俗的民族主义，塑造了“民族主义是门好生意”的节目风格，推波助澜，宣扬了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和历史的解读方式，多了很多“霸气”，扫了很多“斯文”，美其名为中国人养气，实在是使到很多“财大气粗”的中国人动不动就“不高兴”，为害不浅。例如前述首席评论员许多无视事实的言论，主要就是让中国人听了“爽”，至于有多少事实根据，并不是主要的考虑。

　　二、不管你喜不喜欢，新加坡做为一个成功的国家，靠的是全体新加坡人的努力。但是我们的成就不仅使我们成为邻国的whipping boy，也成为一些所谓华人区域“知识分子”的对立面，例如龙ＸＸ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李敖的“笨蛋”与“骗子”，还有神话鸟首席评论员的“中国方面一直以来便心存同胞情，宽待李光耀”（语气好像中国皇帝），“中国的客气，宠坏了新加坡人”（潜台词就是新加坡人活该就要仰人鼻息）。等等，都是这一现象的体现。很多时候，这些言论的背后并没有伟大高尚的动机，只不过是要慰藉个人或别人自大心理的需要。

　　三、如果首席评论员的言论是中国民众真实感受的体现，那么我们只能感叹新加坡“遇人不淑”。饮水思源，一饭之恩已成绝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才是人的本性。不然怎会有“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和“报德者寡，报怨者多”的至理名言？再者，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绝不会向其他海外华人如新加坡、香港或台湾人学习，因为海外华人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学习的。反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以该纪录片与言论的立场，都是因为欧、美、日等国。

　　不管怎样，新加坡毕竟只是一个小国，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保持谦虚，走在正确的路上，为正面的人文价值做出贡献。

　　至于那家神话鸟电视台，我将继续保留，继续听他还会说出什么神话鸟话，当作一个自我反省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