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的年轻市长巡视地方，需要下属为他撑伞。照片在网上流传，引起人们的质疑，如果市长连撑伞都无能为力，那么还有能力为一市之长？

　　另一些人看到的，是中国官员中的官僚气，而一个年纪轻轻的市长，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少年老成，学习能力强，很快的就染上了官僚气，看了也不禁让人摇头叹息。

　　自古以来，中国的地方官都被称为父母官。父母是权威的象征，地位高高在上，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地方需要一个像父母一般严厉的官，似乎也合情合理。因此在当官的人的观念里，用不同方式来表示自己异于一般民众，展现自己的权威，似乎也无可厚非。至于形式，可以非常多样化，抽几千块钱一条的烟，玩弄处于弱势的女性等等等，至于小官要人替自己撑伞，展现一点官样，固然观感不良，然其实已经算是小儿科中的小儿科了。

　　毛泽东一度喊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然而几十年下来，终究敌不过“父母官”根深蒂固的官僚气息。曾经看过一副名为“毛泽东去安源”的油画，画里的毛泽东，英姿焕发，但是手里却是拿着一把普通人民使用的油纸伞。毛泽东也能自己打伞。当然这幅画作为政治宣传画，一把油纸伞传达出来的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讯息，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人民服务”首先要贴近民众，如果连自己撑伞都不会，那这到底和民众有了一层隔膜。

　　中国的官员到底并非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因此不太需要注意人民的观感或感受。老实说，很多官员自己做了爽，说了爽，老子自己感觉是个官，喜欢就可以了，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没有选举的压力，只有失去权力的压力。因此，只要中国一天没有经历成熟的选举程序（这个程序要成熟可能要历经好几十年），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僚气不会变得越来越少，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台湾走的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几乎每天每日都有大大小小的选举，媒体每时每刻都紧盯着政治人物。你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民主失败的例子，但是从正面来看，连陈水扁都能被关起来，任何政治人物要别人替自己撑伞，还真得三思而行。

　　有人当官的地方，就肯定有官僚气。大官有大官的官僚气，小官有小官的官僚气。有些时候官僚气发挥得适时适地，还有正面的作用。怕的是气焰嚣张，视人民为刍狗的官僚气，不止不能助民，反而是来害民，然而这些官僚就像“周处除三害”故事里面的周处，不明白自己其实就是地方的最大害，而那些需要别人为自己撑伞的大官小官们，就是站在一个起点上，慢慢的走向了周处的道路。

　　曾经有大学讲师在报章上撰文，埋怨刚进来大学的学生华文程度差，使他教起来困难重重，并将矛头指向高中的老师没把华文教好。

　　又曾经看过一个高中老师在电视的一个游戏节目上，要中学老师要把华文教好，因为很多去到高中的学生华文也不好。

　　以此类推，中学的老师可以要求小学老师，小学的老师可以要求幼稚园的老师，幼稚园的老师可以要求谁？

　　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finger pointing游戏。

　　谣言止于智者，finger pointing 也应该止于智者。

　　何谓智者？这就回到了老师的职业本质。为什么我们需要老师？因为有学生。为什么有学生？因为学生需要学。为什么他们需要学？因为他们不懂？

　　懂了吗？老师是这样产生的。

　　如果学生都懂了，都会了， 都很好了，他们还需要老师吗？

　　他们也需要老师，但是差的学生更需要好的老师。

　　有智慧的老师，并非一定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毕竟英才不多，有机会教英才的老师也不多。教英才的不一定是有慧根老师，不教英才的不一定是没有慧根的老师， 教英才也好，不教英才也好，重要的是他能掌握自己手上已经有的，坦然接受学生的优与劣，化腐朽为神奇，不自怨自艾，也不怨天尤人。

　　一个只会嫌弃学生差，并把问题指向别人的老师，也是老师，只是他的成就感得来有点容易，或者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学校的创立，最初并不是为了教英才，而是为了教什么都不懂，在街头到处浪荡的儿童。

　　而在这些学校教书的老师，应该都不太会玩点指兵兵的游戏。

　　今天早报副刊介绍了史景迁研究张岱的新书《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终于又有了一个天涯知音，而且是鼎鼎大名的史景迁。当然高兴并不是为了沾他的光，而是为张岱高兴。所谓大师，并不是靠吹捧、造势、强词夺理，而是要看是否能经得起时间长河的考验。如果你的作品在五、六百年后还能让人们念念不忘，写书立传，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国宝。我们的时代，有太多的“大师”在凑热闹，有太少的“大师”会像张岱那样冷静，眼光长远，存文以存明，看到的是几百年以后的文学意义。希望“大师”们都能去看看张岱的文章，多多向他学习。以下是今天早报的介绍文字：

国家灭亡 与个人凯歌 ——评介史景迁新书《前朝梦忆》

（2009-04-28）

● 吴启基

　　在英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新书《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中，我们首次以比较全面的视点看清楚明代散文大家张岱的真实面貌。史景迁认为，作者先是以文学来救“小我”，然后再召唤国破家亡的苍凉与悲愤“大我”，反映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变下书写对抗遗忘的卵式悲情。

　　通过单一历史人物来切入，反映中国某个时代的兴衰，进而刻划知识分子忧时伤国的复杂心情，如此以小喻大的写法，应该是被很多研究人员视为畏途的。尤其是当异族入侵的某个时代，附敌或反敌的知识分子，有以危险的姿态奋起抵抗，拒绝当上亡国奴；也有从此销声匿迹，隐身山林。更有一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靠不断的回忆来立身处世，在文学、史学上取得莫大成就。晚明的著名作家张岱，就是其中典型。

　　张岱是公认的明代散文大家，其传世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作品，一直被认为是晚明小品文的绝品。他出身官宦家庭，早年丰衣足食，性喜游山玩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此外，他还懂音乐、擅弹琴、制曲、品茗、戏曲；家学渊源，古玩收藏及鉴赏水平也非常之高。

　　像这样一位明代培养出来的精英，最后却在国家衰亡后，必须整理衣冠和心情，走向一条“完全放弃”的道路。在英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新书《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中，我们才首次以比较全面的视点看清楚他的真实面貌，而且获得完全不同的理解。

　　在国难面前，个人的命运化整为零。过去我们读张岱的任何著作，从轻松的散文名作《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到严肃的历史长篇论著《石匮书》，数十年的国恨家愁，也只是浓缩为几句简单的台词：清兵入关，他经营多年，位于杭州的别墅、绍兴的家园，全部毁于战火，而那些祖辈积藏多年的丰富书画古玩收藏，悉数灰飞烟灭。

49岁遭遇山河巨变

　　遭此山河巨变，当时49岁的张岱，一腔悲愤，扶老携幼，带着幸存的若干家人，仓皇逃出敌人无所不在的鹰爪，择地隐居于故乡绍兴的龙山，从此不问世事，务农、写作为生。那么，他是一个典型知识分子失败的例子了？

　　也未必。他把余生用在写作自己的明史上，一直到88岁才完成，这部名为《石匮书》的论著，是他一生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国家灭亡的个人凯歌性作品。如果我们说，《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作品，是张岱前50年一场繁华大梦的纪录。当时他的生活，始终围绕着“找茶、配泉、玩灯、放灯、习琴、斗鸡、吟诗、吃蟹、赏雪、狩猎、养戏班”等纨绔生活，却也因为这些生活的经历和回忆，使他的散文作品，一举成为具体和可信的明代记忆。

　　《前朝梦忆》作者史景迁就认为，作者先是以文学来救“小我”，然后再召唤国破家亡的苍凉与悲愤“大我”，反映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变下书写对抗遗忘的卵式悲情。得与失之间，通过回忆，对抗遗忘，最后只能面对，甚或是以写作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

　　张岱出身于官宦人家，三世藏书三万卷。他的高祖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

　　他的父亲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一族，全部是饱学之士，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也熟悉小学和舆地学。也因此，祖孙几代，诗文皆能，也有著述传世。张岱的叔叔张联芳，“能写生，称能品”，地位与著名画家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辈相伯仲。

黍离情结的内心转折

　　史景迁书写张岱的一生，深入分析、剖析他黍离情结的内心转折。所写的《前朝梦忆》分成：序言、人生之乐乐无穷、科举功名一场空、书香门第说从头、浪迹天涯绝尘寰、乱世热血独怆然、王朝倾颓乱象生、散尽家产留忠心、繁华靡丽皆成空、寄诸石匮传后世，前后共九章。

　　选择张岱对作者的意外收获是：从中了解明朝为何会灭亡的真正原因。他说：“研究明朝覆亡，也越来越想了解明朝仕绅阶层失落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不是十分珍贵，他们也不会宁可自杀（甚至全家寻死），而不受清朝统治。同时，原来的社会一定非常富足，让他们的生活太值得玩味和怀念。或许这也证明了，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非常特出、丰盛、繁华的时期。”

　　史景迁也说：“为了思考时代的更替，我需要寻找某些新的研究着力点，但遍寻不获，直到阅读了张岱的《陶庵梦忆》，方才明白我的正确方向，它能帮助我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美学。当然，张岱的知识之渊博与文化涵养，是我所望尘莫及，试图加以理解，却是愉快的经验。”

　　《前朝梦忆》由时报出版社出版，译者温洽溢，他曾为多本史景迁的名著捉刀，译笔流畅、精确。书由本地叶一堂经销（Page One Vivo City,02－41)

明清史的权威——史景迁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1965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一直到2008年才退休。

　　他著作丰多，重要的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改变中国》《康熙》《天安门》（以上由时报文化出版）《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商务）《妇人王氏之死》（麦田）《利玛窦的记忆宫殿》（麦田）等。

　　史景迁的学术论著，通常以轻松、易懂的小说笔法书写，从而开拓一条未之前见的研究道路。

　　和同学YM在席间听论辩滔滔，和YM一样的确佩服那些同学的语言与运用哲学思维的能力。尤其在快速的唇枪舌剑，刀来剑往之中，他们转换概念的敏捷与反驳的技巧，的确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YM之后认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应该见贤思齐，学习他们处理复杂课题和抽象概念的思考能力。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土生土长的学生能达到这样的思维水平吗？”这个想法也曾经在双方高亢的辩论声中停留在我头脑中几秒钟。可是曲终人散，冷静一想，我又有另一个角度的看法。

　　一、高水平的哲学思维方法有多种，我希望真的要学习的话，不要只单一学习某一种思维方法和技巧，例如辩证思维。因为这又会带来思维的僵化与单一化，以致在看问题时兜圈子，作茧自缚。

　　二、哲学或辩论思维不一定能解决人生、情感与社会的问题。唯物辩证法到底是帮了中国还是害了中国？新加坡解决问题的方法靠的又是哪种思维方式？解决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靠的应该又是哪种思维方式？

　　三、为什么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在重要场合都要引用一两句唐诗宋词，颇有孔老夫子“不学诗，无以立”之势？是不是哲学或辩论思维有一点冷冰冰，无法引起情感的共鸣？土生土长的本地学生是不是更应该学习一些中国古典文学，成语俗语谚语等？

　　四、对于中学生能运用抽象的哲学或论辩概念进行辩论，当然令人耳目一新。辩论自另有一套辩论会的标准。可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身边的学生或同事跟我沟通时，动不动就跟我说：“事物的发展是由量的积累才能有质的飞跃”、“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我肯定晕倒在地。我还是推崇那种“温柔敦厚”，“就事论事”的方式。

　　能代表学校出来辩论的学生必定是百里挑一，再加上老师苦心的训练，自然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高于一般人。这是不是就代表了所有新移民学生的素质？我没有答案。但是如果这能敲起警钟，让落后的急起直追，达到“质的飞跃”，当然两全其美，即使不能，总也是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而这不正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吗？

　　前不久，一家以某种“神话鸟”命名的香港电视台播放了一套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记录片。片中叙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如何打开门户向外国学习的历程。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是片中列明中国向外学习的国家，都是欧、美、日等国，甚至一些现在早已经不存在的东欧共产国家，但是欠缺了邓小平访问过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邓小平曾明言说过要学习的新加坡。

　　记录片主要说明了改革之初，中国需要的是一些重型工业的投资和技术输入，例如炼钢，汽车制造等，这些当然是新加坡所无法提供的。以此推论，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有限，自然也就言之成理，因此我还以为自己受了本国言过其实政治宣传的误导，甚至还将此问题请教一个当时事评论员的朋友。

　　3月30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篇名为《邓小平说借鉴新加坡只是客套话？》文章中的一段文字，终于为我解开了谜团：

　　中国和新加坡学术界围绕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种观点颇引人注目，就是认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向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是一句客套话。
　　如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曾说，中国方面一直以来便心存同胞情，宽待李光耀，不但礼遇有加，而且恭维有加，常称要学习“新加坡经验”，李光耀也常信以为真，经常向中国官员推销“新加坡经验”。中国官方的客气，宠坏了新加坡人。
　　“新加坡文献馆”网站中的文章《甭再提邓小平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明确指出，邓小平的一句客套话，不应该沦为政治工具持续的被利用来肯定新加坡模式，“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美言只不过是一句客套话，更没有必要30年不变的炒作”。

　　在沙斯病毒肆虐的时期，该神话鸟电视台的首席评论员曾访谈了丢官前的卫生部长，并在访谈后的点评中附和该卫生部长的言论，即死于沙斯病毒的人数，比不上中国死于车祸的人数，因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当时我气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跟太太说要马上停掉这一家电视台，并要写信去complain，当然之后不了了之。可是一名首席评论员，如果可以人云亦云，把沙斯传染病和车祸相提并论，可见此人对人命的尊重到何种程度，其言论品味的高低，也是一叶知秋。

　　平心而论，邓小平说借鉴新加坡是不是客套话，who cares？邓小平死了，即使他健在也不一定会出来澄清。借古人讽今或借古人改今或借古人乱今一向都是某些心术不正的中国人所最擅长的。不然怎么一出《海瑞罢官》的戏就能搞出一场文化大革命？当事人的另一方李资政虽然还健在，但是他和中国人打交道态度多是一贯严谨而谦虚，从来不会摆出一副盛气凌人或教训人的样子。因此把他无端置放于这个议题的另一方，把他描绘成一个无知的人，也是不够厚道的。

　　在差不多同一段时间，新加坡的中国大使馆举办了一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展览会。李资政还受邀出席了展览会。这也许是中国政府的真正立场。

　　但是从一部记录片和首席评论员的言论来自同一只神话鸟这个现象，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一、某些华人区域的电视媒体为了市场，迎合大陆庸俗的民族主义，塑造了“民族主义是门好生意”的节目风格，推波助澜，宣扬了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和历史的解读方式，多了很多“霸气”，扫了很多“斯文”，美其名为中国人养气，实在是使到很多“财大气粗”的中国人动不动就“不高兴”，为害不浅。例如前述首席评论员许多无视事实的言论，主要就是让中国人听了“爽”，至于有多少事实根据，并不是主要的考虑。

　　二、不管你喜不喜欢，新加坡做为一个成功的国家，靠的是全体新加坡人的努力。但是我们的成就不仅使我们成为邻国的whipping boy，也成为一些所谓华人区域“知识分子”的对立面，例如龙ＸＸ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李敖的“笨蛋”与“骗子”，还有神话鸟首席评论员的“中国方面一直以来便心存同胞情，宽待李光耀”（语气好像中国皇帝），“中国的客气，宠坏了新加坡人”（潜台词就是新加坡人活该就要仰人鼻息）。等等，都是这一现象的体现。很多时候，这些言论的背后并没有伟大高尚的动机，只不过是要慰藉个人或别人自大心理的需要。

　　三、如果首席评论员的言论是中国民众真实感受的体现，那么我们只能感叹新加坡“遇人不淑”。饮水思源，一饭之恩已成绝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才是人的本性。不然怎会有“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和“报德者寡，报怨者多”的至理名言？再者，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绝不会向其他海外华人如新加坡、香港或台湾人学习，因为海外华人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学习的。反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以该纪录片与言论的立场，都是因为欧、美、日等国。

　　不管怎样，新加坡毕竟只是一个小国，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保持谦虚，走在正确的路上，为正面的人文价值做出贡献。

　　至于那家神话鸟电视台，我将继续保留，继续听他还会说出什么神话鸟话，当作一个自我反省的平台。

　　我对蚊子的厌恶，于这几天更甚。

　　这几天，家里每天晚上都跟蚊子展开一场大战。

　　只要一熄灯，躺在床上不到一分钟，耳边就传来“嗡嗡”的声音。然后开始感觉到手痒，脚痒，脸皮痒，不得已开灯打蚊子。他们已经吸饱了血，拖着笨重的身躯辛苦的飞动。一掌打下去，血光四溅，以为从此天朗气清，耳根清净，熄灯重温好梦，没想到不到一分钟，令人血压升高的“嗡嗡”又在耳边响起。因此一整晚都在上演关灯睡觉，开灯打蚊子的戏码。前晚共打死了九只，昨晚打死了八只。早上起床时，一些漏网之蚊还在四周拖着笨重的身躯辛苦的飞动。

　　可怜的小女儿更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被咬得遍体鳞伤。

　　如果世界上有一种生物需要绝种，我会要求应该就让蚊子绝了种。

　　曾有哲人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我觉得蚊子的存在根本就证明了这句话的谬误。蚊子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它不只刺破了你的皮，吸了你的血，还使你痕痒难当，甚至让你染病而死。这样的生物，其生物行为如此之可恶，根本不应该在这世界上存在。我们知道任何生物都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分割的一个链接，但是蚊子这种害虫损人利己，于世界无益，世界少了它，不只不会变得更坏，反而会变得更好。

　　车子驶入纽顿小贩中心的停车场，看到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马来auntie正拿着笔和电子仪器不停的抄，才惊觉昨天已用完最后一张停车固本，还没来得及补充弹药。停好车，走向另一辆也刚停泊的车，向车里的uncle摇手致意，uncle摇下车窗，我满脸堆笑的说：“对不起，uncle，能否卖我几张停车固本，穿白衣的auntie来了！” Uncle 笑了笑，说：“对咯对咯，我也看到她们了。”车后座一个auntie说：“有啊，有啊，你要几张？”

　　跟auntie拿了两张，正转身要回车内放固本，耳后传来一把响亮的童稚女声：“Uncle! Uncle!”我转身一看，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张$0.50和另一张$1.00撕过的固本，递到我面前。我弯身下腰，柔声对小妹妹说：“谢谢你，小妹妹！”然后向在小妹妹车上的 uncle auntie 挥手致谢。那两张固本虽已用过，但还没过时限，其中一张$0.50的只放了5分钟。

　　在停车场陌生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是新加坡才具有的独特风景。当然自己也曾扮演卖固本与送固本的过路人。

　　2008年岁末，外面的世界风大雨大雪大，而在新加坡一个小小的停车场，我又找回那种被好人围绕的感觉。世界固然纷扰，“变”“乱”，令人失望，但是就是生活上这些微不足道的好人好事，让我们感觉生活在新加坡到底还是应该感恩。

　　在感恩节前夕，黄衫军占据了泰国的国际机场后，一名黄衫军成员向被滞留在机场的美国游客递上食水，表示歉意。美国游客不愿接受，并冷冷地说：

　　“妳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你们一小撮人的行为，而无法回家和家人共度这个重要的节日吗？”

　　黄衫军成员说：
　　“这并非我们的本意让你不开心，因为我们是一个微笑的国家。”

　　那个美国人听了这句话，只能摇头叹息，笑不出来。黄衫军继续对所有的外国人微笑，然后在机场里野餐露营，唱歌跳舞，开开心心，继续着“微笑国家”的传奇。

　　当陈水扁被羁押，戴上手铐，大喊司法冤狱，政治迫害后被押上警车时，脸上也带着微笑。很多人也忘不了丘义仁，黄睿靓的微笑。

　　袭击孟买的恐怖份子，其中一名成员被拍下照片。照片里的他，手里握着武器，但脸上却带着微笑。

　　那些在银行门口向你推销债卷的所谓经理，脸上也是带着微笑。

　　原来做坏事也是很开心的。

　　有些人做了太多坏事，越做越开心，会忘记了怎样做好事。

　　毕竟做坏事比较容易，做好事比较难。所谓：“学坏三天，学好三年”是也。

　　以前看好莱坞的神怪电影，电影一开始，往往会先有故事背景介绍，即宇宙有正邪两种力量，而剧情就围绕着正邪两种力量的斗争展开，最后结局当然是正义的力量获胜。

　　当时这样的剧情常被我嫌理所当然，因为我被好人围绕的时候多，世界那么美好，邪恶力量固然有，也微不足道。

　　但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随着一连串令人惊叹连连的事情陆续发生，不禁让我怀疑这个世界是否正慢慢的让位给邪恶力量统治。

　　邪恶的力量出现时，不一定是青面獠牙，张牙舞爪。它可能是一个又一个友善的微笑。

　　但它们都是致命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