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龚道运师二、三事

　　大学生涯，屈指算来，也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是人生当中一段最美好的日子。之前在军队待了两年半，其中有七个月驻扎在文莱森林的深处，与世隔绝，再回到人世间，回到大学校园，得以重温学生的身份，可说是格外珍惜。那时候选课，并没有像其他同学到处打听孰优孰劣，自认为既然修的是中文系，当然得对孔孟之学有一点了解，所以自然选修了讲孔孟的《专书》课。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上老师的课。上讲堂课时，不需要太担心抄不到笔记，因为他总是以一般人可以跟得上的语速，从容且清晰地讲，条理层次分明。但又不完全照着笔记念，而是由浅入深，引导你的逻辑思维，直到关键的地方，才进而点题，让你豁然开朗。有些时候，所说的哲理若属于抽象思维的范畴，他还会打住，以较生活化的比喻说明。所以老师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态度，来讲说中国哲学。

　　老师也非常注重在讨论哲学问题时，必须明辨问题的层次。他最忌讳的就是人们在讨论问题时，将不同层次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以致层次混乱，结果搞得大家越来越糊涂。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让我们了解了“体”与“用”，“天道”与“人道”的分别。当时同学们之间最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是“高层次”与“低层次”。这是对于哲学问题层次高低的分辨。有些同学似摸似样的以这些用语用于其它学科的讨论，甚至还有同学在中秋晚会，将老师上课的情形编为短剧表演，让大家笑得前俯后仰，非常有趣。但也由于老师的提点，使到我将来在看待问题时，学会分清层次，对于处世待人和面对问题时，得以避免陷入钻牛角尖和作茧自缚的境地。

　　然而上老师的课也是有压力的，尤其是上他的辅导课。老师所提供的辅导课参考材料，必须要印要读，因为他会很巧妙地用一些问题来测试同学是否有阅读。如果同学们回答不出来，接下来课室里将是一片难于忍受的静默，直到有同学接话为止。在那静默的片刻，仿佛是一世纪，大家都坐立难安，抓耳挠腮，而老师却正襟危坐，威而不怒，毫不动容。所以有些同学如果没有准备好他的辅导课，上他的课都战战兢兢，有些甚至逃课，另寻时间补课。

　　但是，即使你熟读他的辅导课材料，也不能保证你能如鱼得水，畅通无阻。因为很多时候他所提供的阅读材料是反面教材，如果你照本宣科，有可能就误入歧途，贻笑大方，惨不忍睹。还记得我们上老师的第一堂辅导课讨论的是孔子的“仁”，老师所提供的参考材料中，有很多都是在讨论“仁”是什么， 因为孔子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对很多人讲的“仁”内容都不一样， 所以一些大学者的文章，说“仁”是这个那个的。在上辅导课时，我们也有样学样，照参考材料讲了一大堆，然而通过他不停的“逼问”和我们一再自相矛盾的论辩过程，终于体认到“仁”是道德的实体，是所有德行的根源。所有的德行都是“仁”的体现，这是儒家道德哲学的根本，不是这个那个。这一堂课，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从中“领悟”了很多。

　　读完本科后，进入了荣誉班，我选择了由老师来指导论文的写作。其实，和另一位同学比较起来，我是一个并没有什么“慧根”的学生，所以跟着老师写论文，他其实应该是比我还辛苦。子曰：“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我就是那位不会举一反三的学生。所以很多时候，当我和他在他的办公室讨论论文时，只能四目交投，无言以对，原因是我自己茫无头绪，不知如何下笔。然而他总是会用鼓励的方式，在关键的地方提点一下。随着呈交论文的期限越来越紧迫，论文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楚，能顺利毕业，老师的包容与谅解确功不可没。

　　毕业后，为生活奔波，虽然后来还回去修读了硕士课程，继续上老师的课，但是自己已经“移情别恋”，转向研究晚明小品那个把现实生活写得趣味盎然的文学世界里头了。老师也就是在那几年退休了。我和一些同学还帮忙老师搬书回家。那时我刚买了车，在实龙岗花园住宅区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老师的住处，大家都已经打点妥当，老师和其他人早已在餐桌旁等着我共享午餐了。

　　如果说至今我仍然看得懂一些讨论中国哲学的著作，明白一些抽象的义理，那都是归功于老师的谆谆教诲。比较于今天一下子的这个“孔子热”，那个“论语热”，我还是觉得老师所讲的学问最深得我心，对个人的生命情操实有提升的作用。

　　老师淡泊宁静，然而在他有生之年，以他的一家之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使每个谈起他的学生，都对他尊敬有加，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