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批评新加坡 2月 9, 2008

　　最近，在《康熙来了》的节目里，由于邀请的台湾来宾们批评新加坡人的英语奇腔怪调，引起一些新加坡人的不满。尤其新加坡人一向以能用英语通行天下为豪，更咽不下这口气。

　　其实，综艺节目的主要目的为娱乐，有些时候故意说些耸动的内容，以求能提高收视率，只要适可而止，无伤大雅，别人也不必太认真。况且他们都是台湾本土艺人，对于外国的情况可能了解得不是很真切，偶有失言，情有可原。

　　问题是，如果来宾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艺人，在台湾的综艺节目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批评新加坡，你做何感想？

　　曾经看过一个谈话性的节目，邀请的来宾都是在台湾发展的外国艺人，主题是谈谈自己本国特殊的风土人情。记得节目里有一位在台湾发展得不错的新加坡男性歌手，在谈到新加坡时，以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作为主题，除了让台湾人笑掉大牙的口香糖等条例之外，谈得最多的是是鞭刑。他形容鞭刑如何把罪犯的屁股打得血肉模糊，虽然有部分夸张的成分，我倒也没意见，反正是为了节目效果，不必要太认真。

　　可是，不知道他是否是无知，还是为了制造话题，他竟然把鞭刑也说成是学校处罚学生的常用措施，绘声绘影的说学校如何轻易的当众予学生处以鞭刑，学生如何承受和监狱罪犯一样的痛楚，把学校形容成似乎是一座监狱，校长和老师变成了满脸横肉，冷酷无情的狱卒。

　　其他的来宾听了他具有误导性的叙述，免不了个个摇头叹息，连学校都这样滥用鞭刑，新加坡不就是个专制国家的印象，又在广大的台湾民众之间得到了印证。

　　艺人虽然不是国家的正式大使，可是他们的影响力有时候比一般的政治人物还深远。所以有些国家有所谓的艺人大使。新加坡有这样水准的艺人，不知道是新加坡的幸还是不幸。

　　其实，新加坡艺人在台湾的节目中用耸人听闻的言论批评新加坡，我见过的不只这一次。在最近台湾艺人批评新加坡的英语以前，一些新加坡艺人早已经在台湾的节目中批评过新加坡的英语了。这些艺人很多是大学生，在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下接受了差不多16年的英文教育，对别人所言不实之处不但没有站起来加以澄清，反而随声附和。我相信台湾综艺节目喜欢批评新加坡，和台湾观众喜欢批评新加坡的心态是相一致的。

　　新加坡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为了节目效果，有意或无意的用一些明显具有误导性的言词来批评，似乎对养他育他的这块土地有欠公平。

　　这使我想起了《爱国少年》的故事。那位受尽别人虐待，好不容易逃出魔掌，身上一无所有的意大利少年接受了西班牙游客的施舍后，只因为这几个游客醉酒之后说了意大利几句坏话，就把钱币丢回他们的脸颊，拒绝了他们一番虚伪的善意。

　　我们的艺人享有了明星的光环，为了迎合他人的口味或节目效果，故意违心说些抹黑自己国家的话，而且乐此不疲。难道新加坡艺人去到了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非一定要自我伤害，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吗？我看到很多台湾艺人，一旦有人批评台湾，他们多数不会附合别人所言，反而会大声抗议，甚至有时候到了强词夺理的地步。

　　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加坡艺人也须向他们看齐。但要求基本的公平合理，应该不会过分，而且能力上他们也应该能做得到。

　　新加坡艺人为何不能在别人的土地理直气壮的爱国呢？

中文系的毕业生不买书 12月 21, 2007

　　英培安先生在《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这部小说里有一句话：“中文系的毕业生不买书”。在接受访问时他也曾经说过：“有三种人其实不爱看书，一是教师，二是作家，三是记者”。英培安先生作为书店的老板，他观察入微，应该是经验之谈。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又是教师，刚好符合英培安先生不买书不看书的这两类人的标准。当然英培安先生的说法只是针对一般的情况，其中必然有例外，我也不愿意对号入座。

　　最近和朋友聚会，座上客都是中文系毕业生兼教师，在谈论到如何在学校推广阅读计划，以及推行过程中的难题时，其中一个关键是老师也应该以身作则，喜欢阅读，结果发现朋友中已经很久不看书买书的占了多数，有些连平日的报章都不看了，何况是书籍。有这样的结果并不会让人出乎意料，英培安先生的观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客观正确的。

　　一个人买不买书或看不看书，在新加坡这个现代社会，跟你是什么系的毕业生或从事什么行业其实没有多大关系。那些会买书或看书的人之所以会买书看书，其实是基于一种需要，不管是基于实际的需要，抑或是基于所谓对精神粮食的饥渴，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当你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你自然会买书看书，就如喝水吃饭一样自然。但当你觉得没有这种需要，就像任何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一般，就会从身边悄悄流过。以我常跑书店的经验，很多在书店买书看书的人也不一定是中文系毕业生或教师、记者、作家。

　　其实，在买书看书之前，要买什么书，要读怎样的书，自己必须要清楚。很多朋友不买书看书，主要就是因为不肯定自己需要买和看的是哪一类书。

　　专家学者们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有一个或多个学术专业，有明确的买书与看书的方向。可是一般人每日为生活奔波，下班回家需要的是精神的放松，尤其是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在学校已经费尽口水和那些学生“搏斗”，讲人生大道理，下班回家或周末要他们再拿起书听别人讲大道理，不神经衰弱才怪。

　　即使你很肯定要买要看的是哪一类书，现在出版的大陆版书籍不是良莠不齐，就是跟风或课题内容重复的多，再加上经济腾飞，学术腐败，人文素养好的作者，能写出好书的并不常见。至于台湾，自从“去中国化”的运动开始，本来一个很有活力的文化中心，也渐渐凋零，老一辈的文化人如风中残烛，秀才遇着兵，大声疾呼，绝食抗议也没人理，看一看主管文化教育机构的什么部长主秘所用的语言，就知道斯文已经扫地到什么程度了。再加上目前电脑网络发达，任何资讯顷刻之间就可以排山倒海而来。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冷却了买书看书的热忱。

　　英培安先生在讲那些话时，其实言外之意就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应该买书，教师、作家、记者应该要看书。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兼教师，我认为这一个提点是正确的。毕竟买书看书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个人人文素养的一种体现和需要。

谈考验 12月 16, 2007

启功书千字文

　　中国一些传统的启蒙读物，虽然对象是幼童，但里头所蕴含的人生道理，却非常深刻，让人在生命的过程中，如果须在艰难的时刻作出抉择，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或答案。

　　由于本身学习书法，不免会接触历代书家书写以供后人临习的书法范本《千字文》，它作为一部供幼童认字习字的读物，固然提供了包罗万象的基础知识，也包括了许多人生的哲理，我觉得有意义并常引以为诫的一句话，就是：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

　　意思是说仁慈恻隐之心，有节有义，清廉与退让的高尚情操，须时时保持，甚至在面对造次颠沛的人生苦难时，也不能有一刻的分离和亏欠。因为人在面对造次颠沛，人生的苦难时，人人自危，是最软弱的时刻，最容易不顾一切、抛开一切，什么恻隐之心、节义廉退，都可以弃之如敝屣。如果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还能保持这种情操，就能体现人类道德情操高尚的一面。

　　这样的一个道理，浅显易懂，纸上谈兵，非常容易。但一落实到实际行动的层面上，就不是这么简单，所谓“知易行难”是也。也就是因为有知与行的落差，才变成了对人的一种考验。

　　实际上，即使还未面临苦难，日常生活中见风使舵，见利忘义，见异思迁，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比比皆是，见怪不怪，所以如果人生有不同的道德境界，一般人还是处于低层次的境界，在一些简单的考验门前，也仍然跨不过那个门槛。

　　而能在平常的时候经得起简单的考验，在苦难的时候还不会倒下去，这些人就能表现出人类的崇高，这种“时穷节乃见”的人，古今中外，仍然不乏其人。

　　本地已故大慈善家余炳亮博士在回忆日据时代，他与朋友和一群人被日军逮捕监禁，一天，日军将他们集合在一起，并对他们说，只要有人愿意自我牺牲，日军就愿意释放所有其他的人。余炳亮当时不是没有怀疑，但他认为如果日军的话为真，他的牺牲可以使其他人捡回一条命，重获自由，这符合他的宗教信仰，所以愿意搏一搏，就站了出来。结果日军认为他有武士道精神，表示佩服，竟然让他通过检证，把他释放了。

　　最近重读梁漱溟的传记和思想，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乡村建设、国共内战、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他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卷入，可谓经历了“千灾百难”，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学生同事，或在这里，或在那里，都跨不过历史考验的门槛，一一倒了下去。可是他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己见，择善固执，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也不屈服。虽然他可能从来没讲过“仁慈隐恻，造次弗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这句话，可是却很能够体现这句话的精神。

　　和他同时代存在并与他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另一个大人物是毛泽东，本来也是梁的知交朋友，固然梁在事功方面可能比不上毛，但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生命的建立或摧残的角度来看，哪一个更能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考验，似乎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维系千年不堕，靠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也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读书人可贵的地方。但是道理虽然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

　　现在一些华人地区流行一股读经热，许多小孩子重新拾起了一些人们认为应该丢进垃圾桶的传统经典读物，温故知新，当然他们只停留在背诵的阶段，许多深刻的道理，就像电脑存档一般，暂时寄放在心灵的某一个角落，希望能随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作用，等待着人生的考验。

　　至于普通人如你我，处于现今天下太平的新加坡，无须像余炳亮或梁漱溟那样历经千灾百难，需要做很多艰难的人生抉择，然而“仁慈隐恻，造次弗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这些话，如果能铭记在心，至少还能帮助我们维持一些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力，在面临一些小小的生活考验时，体现一点小小的崇高，不会总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而向下沉沦。

价值观：绝对与相对 11月 30, 2007

　　随着新加坡的社会越来越开放，言论越来越自由，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在起变化。

　　过去较为纯朴的年代，是绝对价值观较为盛行的年代。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这些绝对的价值观在起作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些是非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多过去我们认为是绝对的，现在都渐渐变成了相对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需要解放思想的禁锢。

　　问题是，当一个社会把任何绝对的价值观都变成了相对的，这就可能会腐蚀社会的基础。如果不小心，大厦可能会为此而倾倒。当每一个议题不管是对是错，都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衡量解读时，我们可能就培养了许多无可适从，虚无飘渺的新一代，他们无所不信，又无所不可信。这对我们的社会来说，不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可是对某些人，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如果社会相对价值观大行其道，一些有心人就能趁机混水摸鱼，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黑白不分，是非不辨，搞得每个人晕头转向，不知道要相信什么，或什么都相信，最后发现大势已去时，已经太迟了。

　　殷鉴不远，台湾就是一个身受相对价值观泛滥之害的最佳写照。美其名为言论自由，很多所谓名嘴却是靠发表耸人听闻的伟（伪）论混口饭吃，管他什么是非黑白。但老实说，作为新加坡人，当作娱乐，政治综艺节目看看热闹还可以，如果做民调认真问有多少新加坡人愿意新加坡变成这样的社会，每天为一个议题吵翻天，我相信赞成的人应该不会很多。

　　可是，有一些迹象显示新加坡有一些层面正慢慢的被腐蚀。首先，我们开始有一些所谓议论式的媒体节目或新闻报导，参与的人似乎有意无意的也采取相对价值观式的论述方式，引发争论。例如不久前的黄娜事件，由于新闻报导的推波助澜，竟有双方阵营的人士为阿豪该不该被判死刑在法庭外大演铁公鸡。又如一些议论性的节目，一件本是是非分明的事件，竟被讲得是非模糊不清。他们最常用的一句话是“设身处地”。讲到后来，重点变成是如何或有没有“设身处地”，事件本身的对错反而变成次要了。当然，采取这样针锋相对的论述方式方能引人注目，达到商业目的，可是作为一个对民众有影响力的节目或报导，它们还是需负起教化的责任。

　　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相对的价值观固然适应现代的开放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只为了要展示一家之言，而放松了教化的责任。不要忘记在提供一个相对的价值观之外，我们也需要绝对的价值观来维持社会对是非黑白的正确判断。

寂寞孔子 11月 24, 2007

　　道德美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实行道德，并从中体验这种道德境界的优美。

　　但是此理想曲高和寡，孔子是个寂寞的人。他的道德理想，在当时就不被人所了解。春秋时代，是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当时人最需要的，是要获取如何攻城掠地的知识，叫他们实行并体验道德境界的美，离他们实际认知与需要太远了。

　　孔子虽然想要重振世人的道德，但是没有人欣赏这种理想，孔子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然后继续周游列国，继续被人拒绝，这就需要一种宗教家的精神。用现代的话说，孔子是个有Vision和Mission的人。发现现实情况真的不行了，他用讲学的方式延续自己的理想，散播理想的种子。

　　孔子的众多弟子当中，有多少个能真正体会孔子的理想境界，我觉得也不多。或许是颜回，但是这个学生的做法有点极端，有点自虐。用现代的话说，他也许是个原教主义者。孔子虽然欣赏他的精神境界，但他本身的生活很平衡，他不会让自己处于像颜回那样窘迫的境况。

　　现代中国，经过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和近乎残酷的资本主义的洗礼，中国人现在的精神面貌，比春秋时代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叫他们实行道德并体验道德境界的美，难矣！

　　那些靠讲《论语》或出书的所谓专家学者，说了一大堆，写了一大堆，很多都无法抓住这一个核心，更何况为了挣一口饭吃的普通老百姓。至于那些靠揶揄辱骂孔子来博取人家注意或损人利己的专家学者，更不值得一提。用狄更斯的话说，这是最坏的时代。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提倡过精神文明，强调过“五讲四美”，拍过歌颂“心灵美”的电影，出版过描绘“心灵美”的文学作品，然而这些非根植于传统文化的道德诉求，竟也敌不过席卷而来的经济大潮。

　　不久前流行《论语》热，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曾经有两集的节目是讨论孔子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讨论的范围，多在孔子核心思想的边缘徘徊，更多的时候，却是对于丹的突然爆红心有不甘，因而丑态百出。可见，道德的美感，对这些专家学者而言，何其陌生。学术的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其实，要一般人实行道德并体验道德的美感，并不容易。接触的人当中，多为向下沉沦(leveling down)的意念强烈过向上提升(leveling up)的意念。例如劝他们别做任何不恰当的事，他们通常会说，某某人都这样做了，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也这样做？别说一般人，一些大慈善或宗教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是比一般人更能实行并体验道德的美，结果还不是会行差踏错？

　　现代人都注重美感。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道德美感是一种更需要注重的美感。所以，孔子注定是要寂寞的。但是，作为一个提升人类文明的理想，孔子的学说即使有多难实现，仍有存在的必要。

我是谁？谁是我？ 11月 19, 2007

　　如果你问我，和哪一类的人相处最困难，我的答案是，那些对“自己”是“谁”感到混淆的人。

　　曾经遇过这样的人，他想像中的“自己”，现实中的“自己”，和笔下的“自己”，仿佛是三个不同的人。而这三个自己，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和他相处的时候，你很难确定你是在和那一个“他”在打交道。

　　这就很容易产生问题了。有时候你以为是在和这个“他”打交道，可是可能这时候，他是以另外一个的“他”出现，因此在言谈之间，你冒犯了正在on duty 的那个“他”，他就生气了，可是你却始终摸不着头脑，到底错在哪里？

　　问题严重的话，就是所谓人格分裂，可能需要看精神科医生。

　　这个情况，在很多所谓文人，知识分子或名嘴身上尤其普遍。君不见台湾名嘴，同一个人，今天是泛蓝的信徒，明天是泛绿的打手，后天变成红衫军在街上游行。因此你在和他打交道之前，必须先搞清楚变色龙现在是换上什么伪装的颜色，方能有效沟通。

　　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笔下的他，道德情操高尚，可是所作所为，却俗不可耐，让人不敢恭维。反之，一些言辞犀利，下笔不饶人，几乎得罪所有的天下人，可是私下为人，却谦恭有礼，侠骨柔情。这些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问题是，一旦你提起笔写东西，那个笔下的自己总会和现实中的自己有所区别。这两者之间没办法做到一百巴仙的前后一致，有时也有可能是一体两面。问题在于，你必须尽量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而不要陷入迷失自己的旋涡中。

　　因此，要求那些写博客的人要“真”，或谴责写博客的人“假”，也许都还没领悟到写文章的三昧。提出要求或谴责的人，可能本身也对“自己”是谁产生了混淆。

　　不管怎样，一个人格平衡的人，应该是个不欺暗室，尽量做到言行一致，前后一致的人。如果你在坏人的日记里是好人，在好人的日记里是坏人，在不好不坏的人的日记里什么都不是，就要小心喽！

　　希望大家无须问自己：“我是谁？谁是我？”

Leave Him Alone! 10月 5, 2007

　　最近，李安的《色·戒》又获得了国际电影奖项，新闻报导在回顾李安的电影艺术成就时，重播了一小段李太太在某个颁奖场合的英语发言，大意曰：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李安背后的那个女人，其实他在家烧饭煮菜的十年间，我什么也没做，I just leave him alone。”说完，听众热烈鼓掌。

　　“Just leave him alone”这句话意味深长，充满智慧。如果仔细玩味，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

　　－我不去管他
　　－我让他自生自灭，无所事事
　　－我让他随意自适，悠哉闲哉
　　－我让他面对有必要的孤独

　　以上所举，是伟大的艺术家在有所成就之前，多会经历的必要过程。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智永和尚将自己关在小阁楼里，苦练书法十年，才有名留千古的“千字文”墨迹。修禅练武，也须闭关自守，方能大彻大悟。

　　自我放逐，对这些人来说，并不像“冬眠”，思维活动完全处于静止的状态。反之，他们在精神上需要集中，以能和艺术理念搏斗，厘清概念，化解许多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这是一个痛苦而孤独的蜕变过程。

　　李安的幸福，在于有一个太太有足够的智慧，认知到他有这种“leave me alone”的需要，并能真正做到“leave him alone”。这种理解，已经超越了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谅了。在现实生活中，老公如果躲在家里十年不工作，有多少太太或岳母会“just leave him alone”？

　　李安在家里烧饭煮菜的十年间，其实也应该充满戏剧冲突。他与自己的冲突，他与电影艺术的冲突，他与妻子的冲突，他与家人的冲突，以及自身文化与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应该也是很好的电影题材。

　　个人很期待他能将这十年的生活拍成电影，让人一窥他内心的挣扎历程，这应该比拍两个牛郎脱光衣服在断背山抱来抱去，或男汉奸和女特务在床上演杂技滚来滚去，更能吸引那些需要“just leave me alone”的天涯沦落人，以及那些有志为艺术奉献的后来人。